当一体之仁得以完全通透时，即是以天下为一身的境界，八荒四表，皆吾支体(《王阳明全集》，第1075页)，无有乎人己之分，无有乎物我之间，此时之身，不再仅为耳、目、口、体之感官，而是心、意、知、物的共同在场，痒疴呼吸，志气通达，精神流贯，感触神应，芸芸众生皆是我之父母兄弟，不再有自他的分别与阻隔，而能与众生共趋自在之化境。
[14]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则一切不好的动念，如个人的意见和私仇可以消除净尽，这是致良知。
……但须知独立自由与‘脱节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与政治的根本脱节就不可，学术与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延缓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许多独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健全的近代社会。[11]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63页。[10]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28页。……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的向前发展，反而拖着向后退。1945年曾致信胡适：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
[4]贺的《中国当代哲学》之所以要等到80年代才修改再版，原因在其过份强烈的政治色彩：我记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三民主义周刊》是1940年蒋介石交待陈布雷所办的一个刊物，以弘扬三民主义理论，领导青年思想为目标，部分则是针对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这种理性的精神，不仅贯注在汤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是他哲学思考的底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的序言中，先生强调了非理性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 在本书的序言中，我提出必须把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中国化，解决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问题，并能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中国哲学的因素，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汤先生虽然没有陷入到客观世界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认识客观世界这类问题的细节讨论当中，但他显然对相关问题有深入思考。对冯契的《智慧说三篇》，汤先生评价很高。
如何将真、善、美统一在一个完整的体系当中，不仅在中、西之间存在差异，在传统的中国哲学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同一性问题的关注，在汤先生看来，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
汤先生认为，冯契和张申府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范例。在深入研究各家思想的基础上，汤先生广泛汲取各家的养分，而不专主一家一派之学。并试图将其提升为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关于宗教是不是迷信的问题，汤先生指出： 宗教是否就是迷信？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迷信是已经被科学或可以被科学否定的。
如果哪一种哲学体系自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宇宙人生的问题，那么我想，这种哲学很可能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它很可能是一种极为荒唐无意义的咒语。第三，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没有把人道看成僵化的东西，而且认为天道也是生动活泼的，生生不息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类社会之所以应发展、人们的道德之所以应提高，是因为其应适应天道的发展，此可谓同步的发展观念。宗教信仰本身，总有非理性的部分。只有创建起真正的中国解释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而从汤先生的各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根本的、普遍的价值核心，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和的精神。这段论述里，汤先生一直关注的两个主题——天人合一与内在超越被强调性地关联起来了。
从80年代初，汤先生就开始思考普遍和谐观念的相关问题。运用西方解释学原理阐发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等，一时间成为时尚。
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有什么共同的定论，也不需要什么定论，不需要定于一尊。六、诠释与传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解释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组评论和回应中，汤先生指出亨廷顿的论调是过了时的西方中心论， 并阐明了人类和谐发展的可能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哲学传统里，真的问题是在天人关系的架构内解决的。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却有其理性的基础。汤先生应该是既看到了西方解释学的价值，也看到了运用其原理和方法解释中国哲学、宗教问题的弊病，所以，才会考虑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
由于汤先生旨在建立以概念体系为核心的综合系统，而这一综合系统要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基础，必须根植于中国哲学和经典的传统，所以，如何对中国哲学和固有经典做当代的诠释，就可为问题的关键所在。……例如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了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洛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
而信仰则是为人们某种精神和心理上所需要的，它不可能为科学所否认，也不可能为科学所证实。……张申府的哲学是以唯物为基础，以辩证法、逻辑分析法等为方法，而以中庸之道为目标。
（现代西方哲学一些派别对这种二元思维已有所批评，如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然而中国哲学以及其思维模式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它的政治教化论。
但其中既不能被科学证实、也无法被科学否定的内容，则要从人们的精神和心理需要的层面来获得理解。这是汤先生一贯的态度。如何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其熔铸到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当中。当然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不同的思想家的看法肯定是不相同的，而真善美如何统一在一个系统中，更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人合一还是汤先生哲学体系的基础。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
为此，汤先生连续发表了《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文，来回应和澄清： 因此，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做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学理论（即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不仅是既有的哲学传统，各种文化上的、学科上的他者，也都被置入了汤先生的系统性综合当中： 由于世界联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会大大地发展起来。
汤先生的体系化思考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的。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汤先生罕见的一组论战性质的文章。
今日的科学已大大不同于西方18世纪那时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来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尽管汤先生没有明确指出可能的中国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之间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是什么，并且也没有断言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一定存在，但他基于对中国经典解释传统的深刻理解，以高度的理论直觉看到了两者间的张力。之所以着意突显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中国哲学的品格，汤先生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以合一来对治对立。
杨立华（1971—），男，重庆铜梁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进入专题： 理性精神 唯物辩证法 天人合一 体系化哲学 中国解释学 汤一介 。
这一丰富的系统性综合，指向的是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思想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综合系统的核心部分，是高度概念化和体系化的。
但是，在它们之间也有若干共同点。汤先生对于自己经历过的那个盲从的时代，时有痛心疾首之感。
